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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心“经济舆论场”中的陷阱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 首席评论员钮文新

最近,中国财经媒体对“通胀”格外关注。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,关注其向中国CPI的传导,这没什么不应该。

此次通胀预期升温,起源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。时间进入2021年之后,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0.6%左右突然跳升至1.7%附近,结果便招来华尔街对所谓“通胀”的担忧,哪怕是美联储三番五次强调:即便通胀有些上升,那也是暂时的,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向还将维持很长时间,而且为此改变了“通胀测度方式”。但事实是,高盛、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巨头对美联储表态并不理会,继续唱多,以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“恢复性上涨”演变为“投机性暴涨”。

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之中,中国国内通胀预期开始升温,背后的促成因素大致是:(一)有些发达国家连续13年超发货币,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,以为这样的做法势必引发恶性通胀;(二)疫情尚未结束、供给尚未恢复,经济复苏引发市场对“供给不足”的担忧;(三)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跳升,华尔街为此大呼通胀逼近。这一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,契合了国人的理解,再加上国内一些学者、财经媒体的分析报道,中国国内通胀预期被推升。

国内财经舆论、市场判断被华尔街“带节奏”,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,然后导致中国“输入性物价上涨”预期增强,在中国加入WTO之后,类似情况并非孤例。但这一次,必须郑重提出一个疑问:华尔街金融巨头利用美元霸权操纵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手段,现在会不会成为美国在经贸博弈中的武器?

美元霸权中常被忽视的要素

美元霸权客观存在,但这种霸权又由哪些要素构成?

至少四大要素:其一,军事霸权,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——比如石油、铁矿石、粮食等绝对控制,尤其要确保这类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结算;其二,金融霸权,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全球资本资源的控制,并主导其流向,而且通过期货市场为美元计价结算的商品实施定价,掌控定价权;其三,舆论霸权,即通过媒体,让华尔街的判断变成全世界的判断,从而掌控市场预期,形成市场价格引导;其四,理论霸权,试想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“洗脑”,固化一些重要的经济逻辑认知(比如货币与物价的关系),那舆论霸权必定大打折扣。

上述四大要素中经常被忽视的是什么?舆论霸权和理论霸权。需要看到,中国改革开放40年,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盛并主导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40年,而中国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,也都是在这40年中向西方学习这套理论。所以,很多人经常会不知不觉地落入这一套思维模式。

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到2010年,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国内CPI升高。但是,国内学界没人去指责华尔街恶炒,却沿袭华尔街的“中国需求论”思维,认为国内CPI上涨完全是中国政府投资过度所致。另一方面,为压低“通胀”,货币政策紧缩。

结果是什么?当时必须确保政府项目贷款,在此背景下,基建占用大量金融资源,而民营企业,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,另一部分可以获得金融资源的民营企业,则放弃实业经营,把触角伸向了金融和房地产领域,即“脱实向虚”。

当下,同样的难题再次摆到了中国经济面前,还要以紧缩货币政策应对输入性物价上涨吗?美国表面上玩弄的是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,但如果忽视这背后隐藏的“杀手锏”——以美元霸权掀动大宗商品价格,误导他国宏观经济政策,那结果或许不堪设想。

现在的关键点是:中国部分经济舆论正在被华尔街“带节奏”,而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霸权——也开始发挥关键性作用(绑定货币与价格的正相关关系)。两者相加,很多国人的“通胀预期”正在被华尔街赶入他们所期待的氛围。

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、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·赫德森教授曾以大量事例论证尖锐指出:“新自由主义有着特定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导向,将新自由主义秩序干预性地强加于当今世界,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治工程。”正因如此,对耳熟能详、貌似“绝对真理”的经济分析和舆论,应保持充分的警惕。如果说过去曾被误导,那现在必须防止跳进同一条河。

刨好坑、等你跳

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是美元霸权的核心,也是华尔街必须掌控和维护的关键。纵观历史,大宗商品价格任何一次暴涨的背后,几乎都能看到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身影。比如2008年石油价格涨至每桶148美元,美国国会听证确认,这根本不是供求决定,而是“恶炒之果”。那这次呢?与以往不同,这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,很像华尔街刨下的一个“大坑”。

如果中国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强烈的通胀预期,如果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还在影响中国货币政策,如果中国选择以紧缩货币、收紧信用的手段去压制通胀预期,后果如何?

对发展中国家而言,往往是经济政策被新自由主义理论“刨坑”,最后被“理论+舆论”掀动的“羊群效应”推入深渊。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有先例:美国经济顾问告诉泰国政府,贸易逆差不可怕,完全可以通过放开金融管制吸引外国资本,并以资本项下顺差弥补贸易项下逆差,从而达成国际收支平衡。结果,泰国经济被国际金融热钱“炸毁”了。

这其实是美国最为擅长的“金融技术谋杀”。

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情势下,再考虑到目前国内的债务风险情况,我们应紧绷金融安全的神经。

这里解释一下“债务—通缩”这种经济现象。著名的经济学家、数学家、计量经济学的初创者欧文·费雪,在1932年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《繁荣与萧条》,引起全球经济界的强烈反响。在这部著作中,费雪提出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根本成因在于,发生了债务与通缩之间的恶性循环——危机之前,美国债务杠杆极高,美联储采用的通缩政策引爆债务大规模违约——通缩引爆债务违约、债务违约加剧市场通缩,如此恶性循环,最终形成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大萧条。

此时此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,会对中国经济构成如下威胁:第一,大宗商品价格上涨,会加大企业购买原材料的贷款需求,但银行按照年度计划,不可能给出足够的贷款,这会构成信贷市场“供不应求”的局面;第二,得不到足够贷款的制造业企业会压缩生产,加之原材料成本上升冲击利润,会导致制造业企业资本价值缩水,负债能力下降,债务风险上升;第三,贷款争夺推高债务成本,加大制造业财务成本,进一步削弱资本价值。

再有,货币政策制定面临“两头为难”。如果以收紧信用的方式,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“通胀”,可能会压制企业活力,推升债务风险;如果相反,放宽信用约束,让贷款规模更多满足企业需求,那债务杠杆率将进一步提升,同样是在放大金融风险。

破除旧理论、寻找新药方

只有在经济过热导致物价上涨之时,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去加以抑制,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如果在疫情束缚经济活跃程度的背景下,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去对付物价上涨,可能导致滞胀。过去4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,作为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“洗脑”工具——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所主导的货币政策方式,是导致全球金融短期化、投机化、套利化——金融“脱实向虚”,以及美国经济“空心化”的根本诱因。

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认为,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是货币问题,且通货膨胀=物价上涨。但物价上涨绝非单纯的货币问题。

比如,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的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,导致石油价格上涨。因为石油是使用最广泛、用量最大的基础能源,所以这又带动所有工业品、化肥等生产资料成本上涨,并传导到一般消费品。这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?更可能物价上涨是因,货币超发是果。但此事被里根、撒切尔严重误导,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·沃尔克为迎合“经济全球化”的政治意志,打着“治理通胀”的幌子,用大幅提高利率的方式赶走美国本土制造业,从而实现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变、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。多年之后,沃尔克在回答“如何看待当年成功治理通胀”的提问时,他只淡淡地说了4个字:那是政治。

再比如,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,消费和生产从疫情中恢复,但供给跟不上,就是此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关键原因。供给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属于货币问题?

可见,政治、战争、疫情等因素都会导致物价上涨,这些显然都不属于“货币超发”的问题,也不属于因为货币超发,引发经济过热,近而拉动物价上涨的情况。

值得高度关注的是,华尔街明明知道美联储从伯南克时代已经改弦更张,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,而改由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主导,但他们现在所营造的“舆论氛围”依然沿袭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。这是为什么?这样的舆论对美联储显然无效,但会不会对我们的认知构成误导?

怎么办?

单就货币政策而言,首先要破除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约束,放弃“单一利率调节”的货币政策手段,回归“量价两条腿”走路,而更核心、更关键的措施是:在“不搞大水漫灌”的前提下,以5到10年期的基础货币,按照1∶1比例置换一年期以下的基础货币。如此“收短放长”,可达到这些效果:第一,通过拉长债务期限,换取债务处置所必需的足够时间;第二,在不增加基础货币数量的前提下,减低商业银行“存贷款期限错配”风险,扩大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,尽力满足制造业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必须增加的贷款,确保企业生产活力、就业不减,确保中国经济良性预期不改;第三,保持股市良性预期,确保制造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平衡债务的渠道通畅;第四,让“压低长期利率+股票市场活跃”的政策措施,有效降低企业债权、股权融资成本;第五,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所必需的股权资本动力,不被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打断。

在这整个过程中,需要不断向市场解释这样做的缘由,因为新措施的实施,将大大减少金融市场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度和需求量,而M2增速也可能会因此而降低,但绝不能让市场把M2增速的降低,误解为货币流动性紧缩。

(本文刊发于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21年第8期)

2021年第8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封面

2021年第8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封面

(文章来源:中国经济周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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